“南泥湾好地方，好地呀方亿正策略，好地方来好风光，好地方来好风光，到处是庄稼，遍地是牛羊~”
这首歌唱出了南泥湾、三五九、大生产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对于延安时期我军生活的巨大改善。尽管与国民党主力部队以及其他参战国家的军队相比，延安的生活依然艰苦，但在那时，战士们的伙食条件已经变得相当周全，米、肉都有供应，甚至连牛奶也不缺。
自1938年10月起，随着侵华日军占领武汉，日军决定转变其对华侵略政策，将军事力量集中进行扫荡，重点打击各大敌后抗日根据地。这一政策让我军的生存环境变得异常严峻。尽管如此，国民政府仍然提供了我军的军饷，保证了我军的基本运转，使得我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与日军展开对抗。
展开剩余86%然而，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，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几场会战接连失败，战局让国民党的抗日意志逐渐消磨。与此同时，日军的渗透和内外的复杂局势使得国民党开始将矛头对准中共军队。除了不断在政治上呼吁反共，国民党还切断了对我军的军饷供应，开始将兵力集中在陕甘宁边区周围，对我军实施封锁。1939年11月以后，国民党更是加大了对我军的打压力度，挑起了多次反共事件，迫使我军不得不缩小边区的控制范围。
原本陕甘宁边区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200万亿正策略，但在日军与国民党双重压迫下，面积缩减至9万多平方公里，人口减少约50万。1940年后，蒋介石指挥大批兵力围困边区，建立了五道封锁线。边区的各个路口都设立了国民党的哨卡，几乎断绝了边区与外界的联系。
与此同时，国民政府还发布了一系列法令，严令国内各界人士向边区输送必需的物资，包括棉花、布匹、药品以及电讯器材等。但随着边区内物资的不断消耗，我军的温饱问题逐渐成为严峻挑战。
老一辈人回忆那段艰苦岁月时表示：
“（八路军）连旱烟都吃不上，吃的都是那种苦涩的‘芥黄黄’苗子，很多都是这样的。后来部队开始自己生产自救，才在粮食问题上稍微好转。那时我们吃的就是煮黑豆、煮荞面，真是苦得不能再苦了！”
大生产运动对陕甘宁边区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。虽然它无法让我军完全摆脱困境，但对改善伙食却有着显著的作用。大生产运动的核心宗旨是“发展经济，保障供给”。自1938年起，边区的一些部队开始在日常训练和作战之外，参与种植蔬菜、养殖牲畜。毛主席认为这种模式非常值得推广。
经过长期的实践和经验总结亿正策略，到1940年2月，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联合发出《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》，正式启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全面展开。初期的生产重点是农牧业，在全体官兵的共同努力下，边区的垦荒面积达到了170多亩。此外，粮食产量大幅提升，牛羊、驴等牲畜的数量也显著增加。
到1940年底，边区部队能够自主解决一个半月的口粮，且不再像以前那样为装备的短缺而焦虑不安。为了更好地推动大生产，中央决定扩大规模，不仅边区领导，连中央、勤务员、青年学生都加入到生产活动中，忙完日常工作和训练后纷纷奔赴山上耕种土地。当然，单纯依靠农牧业来发展边区经济显然不现实，工业建设也在同步进行。
随着工业建设的逐步完善，大生产运动的重点也逐渐由农业转向工商业。从《陕甘宁边区史》等资料可以看出，尽管我军在从农业向工业转型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，但最终取得的成果也是相当喜人的。例如：
“1941年上半年，后勤各机关共养殖牲畜得肉56,814斤，当时市值约为170,440元，平均每个战士每月能多吃1斤肉，全年约植价值35万元。”
再如：
“全边区的机关学校养殖牲畜的总价值大约在400万元以上。”
这些成绩充分证明了大生产运动的正确性和必要性。为了鼓励更多人参与到大生产运动中，并促进其深入发展，边区我军还组织了各种相关比赛和活动，涌现出了许多先进集体，其中表现特别出色的还被评选为英雄模范人物，如著名的359旅旅长王震。
总体而言，大生产运动极大地提升了陕甘宁边区的自给自足能力，使得我军几乎能够忽视敌人的封锁。诚然，由于长期的劳作，边区的将士身上常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，这给人一种生活极度艰难的印象。然而，细细看看他们的伙食，确实让人感慨“周到”二字。
曾志女士回忆她1939年到延安的经历时表示，延安的生活条件比她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还要好。虽然延安种菜的居民不多，但像白菜、萝卜、土豆这样的北方蔬菜，市场上常能买到。而像猪肉、鸡蛋这类“奢侈品”，不仅不缺，价格比外面还便宜，一斤猪肉只要两角钱。
许多从敌后来到延安的八路军干部，在延安待了一段时间后，往往对延安的伙食水平感到惊讶，他们每天在党校都能吃到四菜一汤，一大盆一大盆的红烧肉端上桌，十分丰盛。问及这是否是考虑到节俭和物资紧张，答复是：为节省物资才减了四个菜。除去米肉，还有时会供应牛奶，简直是与其他根据地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部分人在面临这种差距时也会产生抱怨，认为后方的同志生活太过优渥，而前方的战士却仍在与敌人拼命，生活条件艰苦。其实这种抱怨也很正常，自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，指挥官与普通战士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，也反映出不同根据地之间生活水平的差异。
根据《后勤工作文献》记录，1937-1939年间，团营级干部的每月津贴为4元，而普通战士仅有1元。不同根据地的地理环境、经营重点以及所承受的敌对压力各异，导致了生活水平上的显著差异。尽管中央一直努力平衡各大根据地的资源，但在实际执行中仍难以消除这一差距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尽管在各个根据地之间有着不同的生活水平，整个中共抗日军队的普遍情况依然是艰苦与物资匮乏，哪怕是伙食条件相对较好的延安，也时常为缺乏弹药和装备而忧虑。
发布于：天津市九融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